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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为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和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，李大钊在传播、介绍马克思主义之初已经开始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探索。

从学理角度系统介绍、评述马克思学说

1919年李大钊发表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》一文，对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和唯物史观、阶级竞争等学说作了较为系统、详细的介绍和评述。

李大钊首先对马克思及其理论予以积极的肯定和赞许。对马克思主义在经济思想史上的地位，李大钊赞扬马克思是社会主义经济学的“鼻祖”，指出“现在正是社会主义经济学改造世界的新纪元”，马克思主义“在经济思想史上的地位如何重要，也就可以知道了”。对唯物史观，李大钊指出这一理论对社会科学进步“究有很大很重要的贡献”，“他（马克思）在人类思想有效果的概念中，占优尚的位置，于学术界思想界有相当的影响”。李大钊强调，马克思揭示出实现社会主义，“离开人民本身是万万作不到的”。“这是马克思主义一个绝大的功绩。无论赞否马氏别的学说的人，对于此点，都该首肯。”

在肯定和赞许的同时，李大钊还回答了一些对马克思学说的误解。李大钊指出，历史发展原动力的矛盾问题是马克思学说受人非难“一个最重要的点”。根据唯物史观，历史发展原动力是生产力，阶级活动不能决定经济发展；而根据阶级竞争学说，阶级竞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终极法则，可以决定整个社会的发展方向。这就造成唯物史观和阶级竞争学说在历史发展原动力上的矛盾冲突。对此马克思有所解释，认为阶级活动不能超越经济发展阶段，只有在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之内才能决定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向。但这一“自圆的说法”“终觉有些牵强矛盾的地方”。对人们批评马克思因强调阶级竞争而忽略一切伦理的作用，李大钊指出，马克思主张阶级竞争是实现社会主义最好的方法，但不排斥对互助、博爱的追求。马克思把阶级竞争划入人类历史的前史，而马克思理想中的人类真正历史是互助的历史，没有阶级竞争的历史。互助、博爱正是马克思追求的社会主义的伦理观念。不过在从前史向人类真正历史过渡的时代，不能只强调阶级竞争，“伦理的感化，人道的运动，应该倍加努力，以图铲除人类在前史中所受的恶习染，所养的恶性质，不可单靠物质的变更。”

初步阐述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实际和时代条件相结合原则

在分析、评述马克思学说基础上，李大钊提出了认识、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原则：“我们批评或采用一个人的学说，不要忘了他的时代环境和我们的时代环境”。李大钊指出，马克思学说产生有其时代性特点。“平心而论马氏的学说，实在是一个时代的产物；在马氏时代，实在是一个最大的发现”。但今日所处时代已经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不同，理解、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既要注意到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环境特点，还必须与今日所处时代环境相结合。“我们现在固然不可拿这一个时代一种环境造成的学说，去解释一切历史，或者就那样整个拿来，应用于我们生存的社会，也却不可抹煞他那时代的价值，和那特别的发见”。在这里，李大钊初步表达出马克思主义与时代条件相结合原则。

为了更好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，在1919年8月发表的《再论问题与主义》一文中，李大钊又初步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原则：“一个社会主义者，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，必须要研究怎么样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。”

立足中国立场提出对马克思主义的学理主张

在全面分析马克思学说优、缺点基础上，从马克思主义与时代条件相结合原则出发，李大钊提出“物心两面的改造”理论。

在介绍马克思主义在经济思想史上的地位时，李大钊分析了欧美资本主义经济学、人道主义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经济学三大流派的观点，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学极力维护现有经济组织和个人利己的经济活动，造成经济和社会上种种弊端。针对资本主义经济学理论的缺陷，人道主义经济学认为人心不改造，社会就没有改善的希望，因而否认经济上个人利己的活动，着重改造个人动机。社会主义经济学认为现代经济、社会的种种弊害都是现有经济组织不良的缘故，因此否认现有经济组织，主张根本改造。对人道主义、社会主义经济学的主张，李大钊总结：“人道主义经济学者持人心改造论，故其目的在道德的革命。社会主义经济学者持组织改造论，故其目的在社会的革命”。这就为物心两面改造论的提出奠定了理论基础。

李大钊接着指出：十月革命后，“世界改造的机运，已经从俄、德诸国闪出了一道曙光”。从前经济学正统是资本主义，现在社会主义、人道主义经济学将取代资本主义经济学的正统地位。“从前的经济学，是以资本为本位，以资本家为本位。以后的经济学，要以劳动为本位，以劳动者为本位了”。随着时代转变，“近来哲学上有一种新理想主义出现”，各国社会主义者都注重伦理运动、人道运动，“这也未必不是社会改造的曙光，人类真正历史的前兆”。这就为物心两面改造论的提出奠定了时代条件基础。

综合人道主义、社会主义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经济学理论的批判，并结合时代条件变化，李大钊提出“物心两面的改造”理论：“我们主张以人道主义改造人类精神，同时以社会主义改造经济组织”。李大钊强调，“不改造经济组织，单求改造人类精神，必致没有效果。不改造人类精神，单等改造经济组织，也怕不能成功。我们主张物心两面的改造，灵肉一致的改造。”

在1919年7月发表的文章《阶级竞争与互助》中，李大钊再次阐述了上述主张：“这最后的阶级竞争，是改造社会组织的手段。这互助的原理，是改造人类精神的信条。我们主张物心两面的改造，灵肉一致的改造”，并表达了对物心两方面改造的信念：“依人类最高的努力，从物心两方面改造世界、改造人类，必能创造出来一个互助生存的世界。我信这是必然的事实。”

李大钊进而又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原则出发，将“物心两面的改造”理论应用于中国社会实践。在1919年9月发表的《“少年中国”的“少年运动”》一文中，李大钊将“物心两面的改造”理论与对中国社会的改造结合起来，确立了新中国建设的目标和方向：“我所理想的‘少年中国’，是由物质和精神两面改造而成的少年中国，是灵肉一致的‘少年中国’。”

这样，通过从学理角度对马克思学说较为系统全面介绍、分析和评价，李大钊初步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实际和时代条件相结合原则，进而从理论角度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了初步探索，即综合各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成果，结合中国社会实际和时代条件变化，立足中国立场提出对马克思主义的学理见解和主张，推动马克思主义初步实现中国化发展。“物心两面的改造”理论就是李大钊这一探索的重要成果。

李大钊在传播、介绍马克思主义之初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和时代条件相结合，从学理角度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理论探索，推动马克思主义初步实现中国化发展，不仅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入比较系统的传播阶段，也开启了探索、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历史进程。